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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道行军1

    李药师温柔伸手,将爱妻搂入怀中,轻声一叹。

    他夫妻心下都很清楚,皇帝已然开始着手整顿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。

    周代以“三公”职权最高。

    两汉以降,三公渐次成为优礼重臣的虚位,有名而无权,实权逐步转由尚书执掌。

    及至魏晋南北朝,尚书令成为职权最高的朝臣。

    李世民即位之后,不再有尚书令,而以尚书左、右仆射职权最高。

    贞观元年十二月,左仆射萧瑀遭到罢黜;贞观二年正月,右仆射长孙无忌自请去职。

    其后超过一年,尚书省左、右仆射之位悬阙,而以左、右丞代为处理尚书省的常务。

    尚书左、右丞职位不高,并无仆射决策国是之权,只能代行常务之职。

    年初李世民以房玄龄、杜如晦为左、右仆射,此时却又下敕谕:“尚书细务属左右丞,惟大事应奏者,乃关仆射。”

    也就十分明显,意在压缩尚书省的决策权。

    唐代尚书省的权力逐渐向门下省、中书省转移,甚至大权日益收拢于皇帝一人掌握,即是由此开始。

    回头去看长孙无忌的“自请去职”,长孙皇后的“为之力请”,实则都是为君分忧啊。

    且说……

    李世民对于李德謇、李德奖将玄奘送出玉门关,顺利完成任务,十分欣慰。

    他已亲眼见到李药师的崭新府邸,知道李德謇曾深度参与修建过程,便命他拜将作大匠窦琎为师。

    将作大匠执掌将作监,负责宫室、宗庙、陵寝等皇室以及中枢的兴建修造工程,兼领百工,相当于国家首席建筑师。

    而窦琎,他是太穆窦皇后的族弟,母亲又是隋文帝杨坚的大姊,前朝的成安公主。

    他河南窦氏在隋、唐两代,出过多位皇后、驸马,显赫无比。

    窦琎的大哥窦抗,在武德时期也曾任将作大匠,其后入相;窦氏后代亦有子侄成为将作大匠。

    李世民知道李药师服膺“道家忌三世为将者”的思维,不愿自家子孙再度为将。

    此时这番安排,等同明白晓谕,未来将让李德謇循窦氏途径,成为将作大匠,进而入相。

    至于李德奖,他已拜一代医家甄权、一代药王孙思邈为师,将来可以顺利进入殿中省。

    皇帝也为李药师安排了几位学生。

    李世绩、李道宗与李药师的关系,李世民相当清楚。

    此时则命数名天策府旧部,包括侯君集、张公谨、刘师立等,拜李药师为师。

    当时张公谨为代州都督,刘师立为岷州都督,接到圣谕都极欣喜。

    他们早已服膺李药师的治军之道,对他衷心敬佩。

    侯君集则是右卫大将军,他私心里自诩并不逊于李药师,颇为不服。

    李药师虽认为侯君集颇赋才具,但若希望成为杰出的军事统帅,有才固然重要,有德却更为关键啊!

    当时李药师最主要的工作,便是经略突厥。

    他以兵部尚书、关内道行军大总管的身分,总领贿间、招慰、军备等各方面的机事。

    大者与皇帝讨论战策,中者与宰辅研议战略,小者与诸将详参战术。

    张公谨、刘师立身处边塞,尚经常来函请教;侯君集人在长安,倒总是显得漫不经心。

    几个月间,大唐在贿间、招慰两方面皆有重大斩获。

    贿间方面,贞观元年以“汰除京官”身分投奔北地的情报人员,不少获得颉利重用。

    他们传来的信息,让大唐全盘掌握各部族内政、经济、兵力的详细状况,以及相互之间的外交关系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则是,颉利的亲信康苏密,已接受大唐货贿。

    招慰方面,贞观二年,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遭到暗杀。

    原本臣附于西突厥的诸国,推薛延陀的夷男为共主。

    李世民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携诏书、鼓纛前往,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。

    东、西突厥位于大唐与薛延陀之间,乔师望低调辗转,由玉门关出境,行经两突厥交界的双边模糊地带,戮力完成使命。

    夷南遣其弟携贡品随乔师望入朝,抵达长安之时,已是贞观三年初秋。

    李世民大喜,赐薛延陀宝刀、宝鞭,命之曰:“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,小罪者鞭之。”这代表薛延陀已成为大唐藩属,颉利大惧,遣使称臣,请求和亲。

    薛延陀的形势一旦稳定,张公谨立时上表,条陈突厥可取之状,此即后世所称的《条突厥可取状》:

    颉利纵欲肆情,穷凶极暴,诛害良善,昵近小人,此主昏于上,其可取一也。

    其别部同罗、仆骨、回纥、延陀之类,并自立君长,将图反噬,此则众叛于下,其可取二也。

    突利被疑,轻骑自免;拓设出讨,匹马不归;欲谷丧师,立足无地,此则兵挫将败,其可取三也。

    塞北霜早,粮糇乏绝,其可取四也。

    颉利疏其突厥,亲委诸胡,胡人翻覆,是其常性,大军一临,内必生变,其可取五也。

    华人入北,其类实多,比闻自相啸聚,保据山险,师出塞垣,自然有应,其可取六也。

    李世民见到这折表奏,龙心大悦。

    将近三年之前,他曾与李药师讨论经略突厥之策。

    当时李药师表示须待“机势成熟”,亦即贿间、招慰有成,弓刀悉备,士卒劲勇,地势、天候有利于我军,方是进讨之时。

    如今各方面的机势,都已成熟啊!于是大唐皇帝对众臣说道:“颉利欲与我朝和亲,却又声援梁师都,甚至数度寇边。如此背信弃义,实不可取!”

    当即任命李药师为代州道行军总管,以张公谨为其副,北伐突厥。

    这“代州道行军总管”之任,与先前的“关内道行军大总管”相较,非但低了一个层级,而且权责范围缩减许多。

    李药师非常清楚,对于全面与颉利开战,李世民其实并没有多大把握。

    毕竟突厥,是与七百余年之前的匈奴一般强盛,常年纵马驰骋的善战民族啊。

    遥想汉武帝北伐,前后五十年间,消耗巨资,靡费天下,将国库由极盛带入衰颓,犹不能将匈奴荡平,导致晚年下诏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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