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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道行军2

    而此时的大唐国库,相较于汉武帝初期的大汉国库,根本无从望其项背啊!

    过去十余年,不,过去数十年,突厥的势力远盛于华夏中土之内的任何一个政权。

    与突厥相邻的隋末群雄,包括李渊,都曾向突厥称臣,那是何等屈辱!武德年间李唐将中土群雄逐一戡定,声势愈来愈强,致使突厥感到威胁。

    因而从武德七年开始,突厥犯境的力道便一年强似一年,最后两年甚至必得将李药师由南方调到北方,直接与颉利对垒,方才能将突厥阻于北境之外。

    李世民登基之后仍须隐忍,在渭水便桥之上,对颉利屈辱求和。

    李世民、李药师都非常清楚,这多年的屈辱隐忍,所待便是厚积薄发,以期终有一天,大唐有能力直面突厥,全方位开战。

    过去三年秣马厉兵,所图也都在此。

    然而眼前,这最佳时机是否终于到来?当时朝中几经参议,并未能够达成共识。

    毕竟这是无与伦比的大事,李药师教导稚龄学子,开宗明义也谆谆叮嘱:“相政乖亏犹可救,朝纲虽失亦能回,兵败国倾危。”

    这次由代州都督张公谨条陈突厥可取,实是他君臣商榷之后,做出的投石问路之策。

    两年半前苑君璋归唐,马邑却仍为突厥所据。

    当年大唐击溃刘武周之后,虽曾将马邑改置为朔州,但其后此地又归突厥掌控,改回马邑旧称。

    代州则是隋炀帝时期的雁门,与马邑相距不过百里,两地隔桑干河对望,自然各设军备,时有摩擦。

    大唐平灭梁师都,取得夏州之后,曾经大肆欢庆,包括李药师设新居安宅之宴、让五位王孙公子“出关狩猎”等等高调作态,目的都在为使颉利松懈防备之心。

    这次出兵则以张公谨上表请战为名,李药师遣人将消息传予康苏密,表示此举只是代州都督意欲掌控当地边境局势,让颉利以为大唐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意图。

    在李药师接下代州道行军总管的任命,率军出发之前,他与李世民又作了一次米盘推演。

    只因平灭梁师都至今,不到两年期间,局势已然大有变化。

    北方戈壁大漠,中部有阴山山脉横亘东西,将之分隔为漠南、漠北,碛口是两者之间的重要通道。

    突厥强盛之时,大汗居于碛口。

    然则此时,漠北大部分已成为薛延陀的势力范围。

    颉利北方的欲谷设、拓设、延陀设,都已退至漠北南缘,阴山北麓。

    因此颉利的牙帐,只得往南移至定襄。

    而在梁师都覆亡之后,颉利南方的郁射设,在河套之南的势力可说已不复存,叱吉设、步利设更没有能力南进,只得蛰居河套之北。

    东方的突利则已与颉利决裂,自请归附大唐。

    惟有西方的沙钵罗设,尚有能力声援颉利。

    是以此战,大唐只须在西面遏制沙钵罗设的援军,在东面则监控突利,并抑止东方诸羁縻部落的干扰,便可直捣定襄牙帐,云云……

    这次的米盘推演,李世民只默听李药师阐述,除颔首赞同而外,几乎没有接口。

    李药师分析大漠形势之后,接着便强调,基于后勤、马匹等等考虑,此番出征必须速战速决。

    毕竟早在千百年前,《孙子》便已提出“千里馈粮……日费千金……故兵贵胜不贵久”,以及“兵之情主速,乘人之不及,由不虞之道,攻其所不戒”等原则。

    他见李世民仍自颔首赞同,便又举荐东、西两翼适任的将领。

    李世民听取李药师对于财务、人事等各方面的建言,始终只是颔首赞同。

    告一段落之后,皇帝亲笔书写一纸手诏,交予这位自己心目中的“吾兄”:“兵事节度皆付公,吾不从中治也。”短短十余字,展现出多少毫无保留的信任!

    李药师接过这端手诏,感动莫名。

    然他除领旨谢恩之外,也没有多言。

    毕竟此时君臣之间的莫逆,岂是言语所能表述!

    这年九月,李药师率军来到代州。

    随行不但有薛孤吴、和璧,还多了苏定方、薛万彻。

    他与张公谨会师之后,首先便往桑干河推进。

    因着大唐情报人员两年多来的分化,桑干河上游一带早已对颉利离心离德。

    听说天朝大军到来,附近九位突厥俟斤,亦即部落首领,便率所属三千骑兵请降。

    消息很快顺着桑干河传往东方,十余日后,原属突厥的四个东方部落,包括拔野古、仆骨、同罗、奚,均由酋长率众来归。

    于是李药师顺利取得朔州,亦即马邑,及其周边地区。

    战事的顺利超出李世民的预期,于是他在西方另辟战场,遣柴绍出击胜州。

    胜州在夏州之北,位于河套前套地区的东北角。

    这带地区原为郭子和所据,其后降于大唐。

    然而武德后期,李建成认为其地绝远,居民与突厥交相往来,官吏无法禁止,因此议请废弃城廓,将百姓迁至灵州。

    李渊竟然照准,于是河套一带的大片土地,包括胜州、夏州,便被突厥所据。

    一年半前,大唐已将梁师都击溃,取得夏州。

    此时李世民再遣柴绍出击胜州,并不只为夺回这片土地,更因为这里距离颉利的牙帐定襄,也就是今日内蒙古的和林格尔,尚不及二百里。

    从胜州渡过大河之后直驱定襄,其间一马平川,皆是适宜疾驰的草原地形。

    而朔州,与定襄距离将近四百里,其间多有丘陵山地,颇不利于行军。

    此时颉利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,然而他的处置方式,却出乎李世民、李药师的意料。

    颉利并没有将重兵调至定襄,准备决战,而遣西方的沙钵罗设进犯河西。

    凉州都督李大亮只以当地驻军抵御,轻易便将之击退。

    颉利反常的处置方式,让贞观君臣意识到,突厥的疲弱,超出他们最乐观的评估。

    于是,大唐贞观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日次庚申,李世民以颉利进犯河西为理由,正式下达全面讨伐突厥的诏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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